昨日，美国总统拜登在访问日本期间正式宣布启动颇具争议的“印太经济框架”（Indo-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， IPEF），宣称将定义未来数十年印度-太平洋地区的科技创新和全球经济。IPEF的发起成员还包括澳大利亚、文莱、印度、印度尼西亚、日本、韩国、马来西亚、新西兰、菲律宾、新加坡、泰国和越南等12个国家，占据全球GDP的40%。其中，除美国和印度外，均为RCEP成员国；澳大利亚、文莱、日本、马来西亚、新西兰、新加坡和越南还是CPTPP成员国。中国是RCEP成员国，且已经申请加入CPTPP，鉴于RCEP、CPTPP和IPEF成员较高的重合性，如果IPEF内容落实为具体规则，意味着中国及相关企业可能间接受到影响。
清洁能源、数字和科技行业是IPEF的关键领域，而供应链、反腐败和税收改革则是IPEF的关注重点。IPEF确定了4大支柱，即互联经济（connected economy）、韧性经济（resilient economy）、清洁经济（clean economy）以及公平经济（fair economy）。1其中，不乏对跨境运营企业劳动用工产生潜在影响。例如：
跨境运营的企业处理工作场所数据和员工个人信息时，可能需要同时遵守不同司法管辖区的法律规则，使该领域法律适用越发复杂。IPEF确定建立高标准的跨境数据流动和数据本地化标准，以解决在线隐私以及人工智能的歧视性和非道德应用。对此，相关国家可能据此调整和完善本国立法与实践，企业或面临更严格和复杂的监管要求。
IPEF同时致力于创建强有力的劳动标准和企业责任，以通过贸易推动劳工间的“逐顶竞争”。美国牵头制定了CPTPP和美墨加协定劳工条款，被广泛认为是目前标准最高的自由贸易协定劳工标准，不仅包含了国际劳工组织（ILO）确定的结社自由和有效的集体谈判、禁止强迫劳动、禁止童工以及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等四项核心劳工标准，还增加了可接受的工作条件（包括最低工资、最高工时以及劳动保护等），成员国有义务通过立法、执法和司法等措施实现前述标准。因此，如果IPEF成员国对标前述高标准的劳工标准和企业责任要求，则企业亦须做出调整，否则将面临失去相关市场或违法违规风险。
IPEF还提及通过早期预警系统、提升关键行业可追踪性等方式增强经济韧性。在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中，还明确提及打击强迫劳动、提高可预测性和供应链人权等内容。2近期以来，美国通过单边立法和长臂管辖，以“强迫劳动”为名对中国部分企业出口货物采取边境强制措施。4月20日,中国批准禁止强迫劳动两项核心劳工公约（即第29号《强迫劳动公约》和第105号《废止强迫劳动公约》）。由此可见，包括强迫劳动在内的贸易中的人权议题不断升温。对此，如何按照国际劳工标准、相关自由贸易协定劳工条款等评估、审查和调整供应链中的劳动用工和人权情况，将成为企业重点关注的问题。
总体而言，广受瞩目的IPEF现有内容极为原则，值得继续观察，但其无疑进一步提升了贸易与劳动问题挂钩的水平。对于跨境运营的企业而言，有必要在专业人士的协助下，从以下三个维度做好准备，以免被排除在相关经济发展机会之外，甚至面临劳动用工带来的重大风险：
第一，遵循国家法：不仅需要遵守中国的劳动用工法律法规，还需要一如既往地关注境外运营地（包括投资地、经营地、出口地、进口地等）的劳动用工法律法规。
第二，符合国际法：除了关注运营所涉国家和地区既有的劳动用工法律法规外，还应在利用自由贸易安排便利措施和参与供应链过程中，遵循贸易中的劳工标准。
第三，重视间接影响：鉴于亚太地区相关国家在若干国际经贸安排中的高度重叠性，即便对于中国没有参与的内容（如IPEF），也可能成为中国调整相关标准和规则的动因或参考，因此从战略的角度应给予密切关注并提前布局。
